赤俄游记

一切革命学说与理论，如不用科学方法去归纳以前事情，指明未来倾向，那么这种空洞的理想，恐终无实现的希望。

革命行为是社会科学的实验，它能证实其可能与否。所以一般有识的社会革命者，对于以前的革命运动，总热心研究它的过去事迹。

各国革命者对于法国革命史，曾细心研究他的发生经过，特别是俄国革命者，他们于俄皇专政之下，曾秘密研究过法国的革命经验。

最近俄国发生的三次革命，无论它是失败的或成功的，它对于这半封建与半殖民地的中国，已经给了不少伟大的教训。

以经济状况与国际地位而论，俄国与中国有相似的地方。它在这三项革命里已明白告诉我们：在农业国能否施行社会主义？他将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？

不过要明白俄国革命，现有种种困难：半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学者，因为经济利益的关系，已起了绝大的恐怖，他们以“共妻”与“紊乱”等可怕名词，去维持自己的特权地位：此外有识的新政客与新军团，想利用列宁的学说与财力，来达到握取政权的目的，所以他们对于苏维埃政府，总一味讴歌他们的成功。

在技术方面说，现在的中国人设法知道外国情形，通讯社大都在外人手里。尤其是俄国的通讯社，现在除苏维埃政府的华俄通讯社外，中国还没有组织有力的通讯社，去知道俄国的社会状况。

此外俄国面积辽远与语言困难，也是不易调查的重要原因。有许多游经赤俄的朋友们，对于俄国并没有深刻的研究，但他们在俄国逗留数星期以后，就要归国做万字的报告。有些人甚至随便捡些布党的宣传材料，作为自己的实地调查。如美国某新闻记者游俄的结果，以为赤俄监狱的生活，也是人类的理想社会，日本驻波兰公使川上俊彦，在新经济政策后经过莫斯科时，还没知道赤俄的娼妓。

苏联政府对于非党员的调查者，曾设法破坏或拘留过，如加入第三国际的江亢虎，在莫斯科调查半年的结果，均被“欠夹”没收了。瞿秋白是北京《晨报》的通讯员，同时又是第三国际的翻译员，但他做的通讯文稿，有一次被邮局检查到，几乎被他们监禁起来。平民大学教授林可彝，是共产青年团的团员，但他的笔记与书信，竟被“格别乌”没收了！

我个人曾去俄两次：第一次是1921年春天至1923年的秋天，第二次是去年年底至本年五月。赤俄游记是记载第一次留俄的经过。1923年秋季以后的事实，因有增田正雄的《赤俄印象记》，所以不另外记载了。

我自信这篇游记是公正的记载，我欢迎一切事实上的批评，并愿平心静气去答复他们！

抱朴

1925年7月28日于北京

上海——黑河

在这沉寂的，半殖民地的古邦里，一切的活动都停止了，人们的生命也变成了无意味了。那异乡的和风，又偏偏吹来，打动一般青年的好奇心。去，我们往自由的世界走！于是大家纷纷离开了故乡，往欧罗巴的法兰西去。似乎那里的工人也比这里的人士快乐些，但实际如何呢？他们不能像普通的工人一样，做很苦的工作，于是他们的理想国也化为诅咒的所在了。

那共产化的俄罗斯，报告我们更好的消息，他那里已弃除了资本主义。这个新而且完全的制度已经在横跨两大洲的国家里实现了。于是“往俄罗斯去”的口号，又成为青年学生的呼声了。

1920年的秋天，我自朋友处得到了留俄的消息，听说某团体可以替我们做介绍人，我也欣然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的青年团，专心学习俄文。是时他们说：“俄罗斯施行共产主义了，人人都需工作，但学生每日工作五小时。”好，我们都愿服从这样的条件。又因路费仅需自筹三十元，所以我们期望早日启程了。

与我们一块儿去俄罗斯的，还有两个女生，于是那“共产”“共妻”的名词，又成为人家攻击我们的工具了。但种种的阻碍，反增我们的勇气。

次年的春天，各地陆续到达的学生已经有八十余人，但团体中的主持人骤降名额，自五百名减至五十名，路费也自三十元增至一百余元。于是一般穷学生顿绝了留俄的希望，那有钱的朋友也急急想起身了。但他们又把行期延迟了，因此我们不要团体的介绍，竟离开了上海。

二月某日我们搭着装货船动身了。同行者除江苏七人外，尚有四川三人。当时每人平均只带八十元，但此去究需路费多少，我们并没知道，不过我们的冒险心，预示我们可以往俄罗斯，大家以为一入俄境，便不生问题了。

船到大连。海关上有人来查，他们特别注意我们，再三盘问我们的去处，幸喜我们知道哈尔滨的街名，所以也敷衍过去了。

我们将十人分为三组，以免人家注意。但其中有一组在途中遇了些周折，日本警察查问他们的旅行券，颇使我们惊心。

进旅馆后，我们也不敢到外面瞎走。有几位朋友惊得把俄文读本都抛弃了。当晚即搭车去长春。车上非常清澈，一切都很有秩序。

此时天气渐渐冷了，似乎预示我们快到长春了。在长春我们也不敢久留，立即乘车下行。长春买票需以金卢布合算，但实际所缴者仍需要华币，故买票人易与从中作弊，车站上毫无秩序，上车非常困难。当时我们怕传染鼠疫，时时带着嘴套，所以呼吸也格外觉得困难。

次日车至哈尔滨，我拟立即直去满洲里，但大家疲倦已极，所以都不愿即晚去满，谁知哈尔滨的消息，骤然打断了我们前进的希望。

我们进旅馆后，伙计告诉我们，往满洲里的车已经停止买票了。

过三天后，哈尔滨的报纸，载了我们留俄的消息，结尾还写着“幸当局注意焉”六字，真使我们寒心。加以旅馆中时有丘八往来，有一两胆小朋友，每惊疑道：“怕是来捉我们罢！”

后来我们看实在不能急走，所以就租了一所房子住下，两位女朋友寄宿在朋友处。他方面仍进行取护照筹划款项。不久便自上海汇到四百元，所以经济问题暂告解决。

我们想尽各种方法，但总没法取到护照。最后我们想稍迟几月，候吴淞江开冻后，再自黑河过去。因黑河与海兰泡仅有一江之隔，彼此往来都不需护照，所以我们决定走这条路了。

哈尔滨生活程度太高，我们的经济又甚困难，所以我们中四人就到戍通公司任事，以辅助在外朋友的生活费。

五月以后，满洲里被捕的十三位朋友自齐齐哈尔释归，盛言沿途的危险，劝我们不必前进，于是我们同行的人都灰心绝意，大家预备回南了。独我与廖划平决定去黑河一走。

廖君是四川人，我是上海人，语言不同，怕招旁人疑惑，于是我就搭轮先走。

临行时我学了化妆术，把学生的面目变成商人的模样。但我心里时时刻刻疑心人家是侦探，那丘八式的旅客每增加我的疑虑。后来察觉到有两位穿西装的青年，常常注意我的行动。我想这大概亦是去俄罗斯的学生吧，但一转念又疑他们是侦探。船到黑河时已经是深夜了。次日早晨我望见岸上行走的警察，我想他们也许接到什么电报，登岸后却不见有人注意我，我即搭着渡江的船过去，于是一切的疑团也就无形打消了。但后来听说廖君到黑河后，就被警察拘禁起来，他们疑心他是胡子。但又把查防留俄学生的电报给他看，幸喜他还机敏，才脱离危险，渡过松花江。

海兰泡——莫斯科

渡船傍江北的岸时，有海关的人来，检查行李。中国领事馆中也有人在场。我因畏中国人注意到，即雇了一辆马车。马夫询我“往何处去”，我不知怎样回答才好。立刻翻开俄文书，但总找不到“车站”两字，最后我忽然想到“火车”两字，就说一声“博也池特”，车夫也明白我的意思，驱马车往车站而去。

到车站后，我给车夫一元华币，即将行李搬进去。时站中寂无人声，地上睡着几个衣衫褴褛的劳动者，似乎这车站已很久没人到的样子。我正忧虑。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忽从外旁走进两个穿军装的中国人，我就询他们开车的时刻，他们说：“每星期一次，再过两点钟。就买票了。”

这时已过两点钟左右，肚里已经饿的难受，但站上找不到东西卖，于是我把哈尔滨带来的黄豆拿出来充饥。他们看我吃豆，非常怜我，立马给我十磅重的黑面包，极力的称赞了一大阵，他们齐声说道：“这是最好的面包啊！”我吃了一口，总不能咽下。

站上的人渐渐多了，他们再三叮嘱我注意行李，此时我箱子旁的火柴也被小孩子偷去了，但他们还来向我兜售旧洋刀。

火车原定四点钟开行，延至六点钟才来了几辆货车。车还没有停住，乘客已纷纷上去，我们三人走得稍迟，竟找不到一个立脚地方，但此时车子已开，我们只得暂时站立，可恶车头中飞出的火星，又时时烧坏我们的衣服。到第二站停车时，我们把行李搬到一节较窄的车里去，却被一个军人抛了出来，不得已又搬回原处。

车行甚慢，其速率简直如牛车一般，乘客都坐在车沿上，很高兴的唱着歌儿，倒还可以略慰旅客的寂寞。当晚至瀑启格廖夫（Bocglev)[2]，乘客均住车站过夜，因为革命后已经没有旅馆了。我们也在车站中找了一块地方，躺在铺盖上面，我正忧虑不知怎样到赤塔去。那两个中国红军常常来探听我的钱数，他们都说：“非五十元到不了赤塔！”我故意装出愁容，恳求他们同去见地方长官。我说有介绍书，大概总可得到免票。正谈论间，外旁闯入十几个红军，独来查我们的护照。立刻叫我们整理行李，我不知发生什么事情，但也只得跟着他们去。被捕的人除我们外，还有一个高丽人。前后被武装军士包围着，不知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。最后走进一所地方，屋子里仅燃着一支洋烛。一个头部受伤的军官，站在电话机旁。其他一个横在榻上，都带着病色。查了我们的护照后，又询我们的来历。结果高丽人留在那旁边，我们三人又转押到旁的地方去。就拘禁在一辆火车里面，过了四小时后才释放我们。

我们问为什么拘禁我们，我们大家都莫名其妙。后来我到莫斯科后，才知是苏密史基的野心，因苏试想把高丽的独立军，放在他们的统治之下。独立军不从，因发生冲突，结果高丽人方面死了几百人，有一个高丽人气愤愤的对我说道：“唉！我们受够了日本的压迫，现在不愿再受俄国的压迫了。”

那天释放时，天色已微明，我即购票上车，他们两说，要回海兰泡去打官司。

这次红色的车里（即装货车），旅客较少，我就找地方躺下。同车的都是些妇孺老幼，处处露出凄惨的景象。我旁边横着一个中年妇人，泪汪汪的抱着两三岁的小孩，真使伤心。

沿途除森林外，还横着许多破火车，有许多铁桥也损坏了，听说谢米诺夫战败时，每焚毁一切而逃。

革命后，煤产锐减，火车头均换烧木柴，每到稍大的车站，则须装木柴，乘客都帮助搬运，颇显出互助的精神。

离“规音刚”不远的铁桥已断，新的木桥还未盖起，所以乘客都需在此处换车。火车交换旅客后，又分头开驶。

途中遇见一个美国工人，他说是社会主义者，但他的行为与思想，简直是资产阶级的忠仆。他非常厌恶女性，他说假若不因女子，那么他已经是个伟人了。

俄人都疑心我是日本人，后来我将哈尔滨共产党部的介绍书给他们看，他们才信我是“基丹也剌”（俄人呼华人为“基丹也剌”），有一次我在站上散步，几个顽童向我索烟，我给了他们一支，他们轮流吸完，又来向我要第二支，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。有一个顽童说：“你不给我吗？我就说你是阿那答！”（“阿那答”即日语“你”的意思。）

自瀑启格廖夫启程后，火车在中途停了四天，因为火车头太少，他到别处装木材去了，所以自瀑启格廖夫到赤塔，经过了十天才到。

在未到赤塔以前，我偶然遇到第三国际的办事员，他曾招待过卜士奇等，所以对我非常亲密，我们到赤塔已是晚间十二时，下车后只得去火车站过夜。第二天早晨，那个俄国人把我的证书拿了去，他说下午二时来看我，但他同美国人说，到五时才能给他回音。于是我们又怀着进苏维埃国境的恐怖！

我把行李交给美国人看守，自己却到华工会去，因为我在中国时，有人告诉我说，华工会与我们有特别的关系。工会在苏妃埃斯加耶街上，有几个红胡在那里办事。他们的权力很大，凡华侨的护照都由他们发出。我询他们留俄学生住在什么地方，他们也不知道，叫我去“达尔盘鲁”（远东部）打听，我却拿着世界语的介绍信，到赤塔世界语学会去，但没找到。

一秒钟一秒钟的过去，差不多已近五时了，但还没见俄人前来，我候的不耐烦又跑到华工会去打听江亢虎，无意中却遇到张民权，他是中国有名的世界语学者。他告诉我说，此次想经过俄罗斯，到捷克斯拉夫去赴世界大会。大家都深幸得了一个友伴，他要我搬到工会去。他帮我把行李搬来，当晚我们即在工会的地板上，过着愉快的夜了。

次日民权与我一块儿到外交部，他们问我们是否中国学生，我们说是中国的Studentoj，他们非常高兴。民权把壳茶林的密码介绍信递给他们，他们就拿去翻译，我们在接客室里等候，此时民权才对我直说道：“我是去赴第三国际大会的，还有一个友伴未来，因为他走黑河，所以来得迟了。”后来介绍信翻译好了，就派人送我们到达尔盘鲁去。幸亏我的证书也在那旁，所以他们把我们两人一块儿招待。达尔盘鲁的地方很小，仅有两个人办事，我们讲不好俄语，他们又仅能说几句英国语，不过大家总能会意。当时我就回工会去取行李，因没钱雇马车，所以自己走了。

达尔盘鲁的中餐很好，真是我入俄来第一次佳肴了。我自海兰泡后，已经被黑面包苦坏了。中餐后我们又取访世界语学会，找了好久才找到。刚把门敲了一下，就听旁边说了一声：“Chu Vieztas esperantisto？”我们一看，原来是个褴褛的工人，捡了些破东西，民权惊疑地问道：“你也能讲世界语吗？”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世界语学会的会长，他很殷勤的招待我们，我把上海世界语学者斯督片尼托带的信给他，这信是在斯氏未自杀前写的，我们俱叹息他的死，但我们也不知他自杀的真原因。民权与他谈得很久，我们在十时左右才回来。

赤塔是远东共和国政治的中心，商业上本不发达。街道上的商店已多倒闭。但巴柴尔（即俄文市场之意）还很热闹，华侨经营的小摊子也多。他们虽没远大的眼光，但于俄国小商人中却占着优胜的地位，一切违法的营业，也是他们做的。

第四天晚上我们又搭车西行。同车者有两个日本社会党人，他们原似赴第三国际大会，但布党却处处阻其前进。“达尔盘鲁”再三叮嘱我们，勿与他们接谈，当时我们不知是何用意，即答应他们的要求。

沿途山洞甚多，据云赤塔伊尔库次克间共有四十八个。车行两日后，即至马赛湾。该地中国工人极多，据云因库伦乱时，逃至此处。当时上乌金斯克化工会会长金某，曾劝他们由俄国境内归国，但金某率他们至马赛后，即逸去。现在俄人勒令他们做铁道苦工，每星期仅借给面包六磅。华工因不胜其苦，都出于自杀之一途，其逃亡者亦遭红军枪杀。

在华工中间，我们自然要尽宣传的责任，但结果总是很坏的。马赛湾以下，沿途华工很多。他们在铁道旁做工，没心来听我们演说，“红党、白党是一样的啊”，他们总是这样答复我们，我没办法解说，就告诉他们道：“这不是苏维埃俄罗斯，所以还不能完全实现布党的理想啊！至于苏维埃俄国，一切都已平等了。”但华工中间，很多自苏维埃俄罗斯来的，他们用自己日常的经验，来否认我们的话、我离了这些“无知”的工人，回到自己的二等车去。我所乘的快车，慢慢地送我们到苏维埃的国家去。

离伊尔库次克不远，已不见硬币了。面包牛乳的价格，也需几千卢布。我们在赤塔换的金卢布，他们都拒绝行使了。

东至伊尔库次克，已是傍晚。我们即在车中过夜，因我们所乘的二等车，是赤塔党部的专车。次日早晨，赤塔党部派来的人，送我们到第三国际的旅馆去，同行者还有两个布里亚特学生。

旅馆的建筑虽非欧洲式，但很雅致。一切都由仆役来招待我们，他们将我们的行李搬了进去。我与民权就在一间房子里。

当晚在旅馆里碰到杨明齐，他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人物，留俄的事情完全是他经手的。他也认识民权，看见我与他同行，非常不高兴，随即问我一声“溶沧现在怎样？”我听见他这句话，心里到吓得一跳，因溶沧也是上海团员，他恨独秀的专制，特别在广东攻击独秀。他曾自广东给我一信，痛骂独秀在广东坐汽车、吃大菜、嫖妓等丑事，不幸这封信被大家知道，因此他们疑心我与他有什么关系。此次他问起前事，自使我惊恐。我当即解说给他听，并说我在赤塔遇见张民权的事情。他后来去问俄国人，才相信了我的话。于是又来与我作亲密的言谈。开口即说：“你们此次辛苦了，现在他们怎样了！我托俄国女子送来的介绍信，收到没有？”说完哈哈大笑，还夸奖我几声：“你真勇敢！你真勇敢！”最后嘱我勿与民权同行，可独自先往莫斯科去。

此时民权非常焦虑，深恐来不及赴大会。后来我们相处渐熟，他渐告诉我隐情。他说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，想在俄国共产党处弄些运动费。但我很惊奇，布尔什维克哪里肯资助无政府党呢？他说因上海高丽人金某，拿了第三国际四、五十万运动费，他说可使上海的高丽社会党变成共产党，做种种活动，但实际他把金卢布在上海浪费一干二净，因无法报销，就跑到广东去，找陈独秀，但陈独秀早与俄国人接洽好，自然不去理他。所以金某又托姚作宾，找无政府党，持出一千元开会费，居然于五月间在上海开无政府大会。各地来的代表，都反对派代表赴第三国际大会，大家以为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可能。更不能将无政府主义团体冒称布尔什维克，但一小部分人仍坚执赴会，致大会决裂了，而远东运动会发传单事，又使各地的代表不能在上海立足了。他说此去莫斯科开会，是用支那共产党的名义。至于姚作宾自己，也由西欧赴会去了。我即问他道：“你拿了宣传费后，究办什么事呢？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呢？还是宣传无政府主义呢？”他说他们在北京出版的《社会运动》，最初是谈无政府主义的，后来只笼统的提倡劳动运动。将来还照这个目标进行。最后他要求我能用他的代表名义，一块儿去赴会，因为他的友伴空三已赶不及赴会，但是我拒绝了。自己没有怎样大的野心，我只愿到莫斯科去念书。照团体的通例来说，我自然应当拥护青年团的利益。

在伊尔库次克的城里，显然有阶级的存在，所谓“平等”“自由”，也不过如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法律前的平等罢了。但我当时是布尔什维克狂热的信徒，诚信俄罗斯已经是共产主义的国家，很想利用这些事实向国内宣传。我时常问招待员，他说委员的生活与工人一样，大家都是工作八小时，女子仅作六小时的工，分娩时可进产科医院，官吏于星期日也去田野耕作。我见了这种境界，喜得手舞足蹈，立刻写信回国，向朋友宣传。民权还写了许多通信给各报馆，胡乱鼓吹了一阵。末尾写是莫斯科发的，他说好在总要到莫斯科发的，但实际他在伊尔库次克留了三个多月，几乎不能去莫斯科。

旅馆里的生活渐渐坏了。每天一磅半的黑面包也不足数了，中晚两餐也没有肉吃了。有的时候，连晚餐也没有了，我们又没钱，只得挨饿罢了，但精神也因此不振，民权与我们倦于出门，有一次我偶到杨明齐房里，他正煮着一大盘点心，我也老实不客气的吃了一饱，他说是机关发下的东西去换的。我没心情打听他的钱的来路。所以吃了一饱就走。

1921年7月26日，已是我到伊尔库次克的第十二天了。第三国际支部叫我搭委员的专车，一块儿上莫斯科去。民权听见了这个消息，简直像宣告死刑一般。我再三安慰他，允至莫斯科时，替他设法。我与委员们坐着汽车，向车站而去。

我们搭的是伊尔库次克的专车，地位非常宽敞，构造也非常精致。同行除我外，均是政府的上级官吏，车上还有两个武装护兵。

机关上发的面包，我们共同放在一块吃。其他的东西大家分用了，记每人得到卢布三万（值洋二元），烟卷四盒，火柴两盒。

自伊尔库次克到莫斯科，是一条很长的路，加以革命后的火车慢慢地开去，即快车也须八日半，慢车要走十二天才到。且沿途景物依旧，无足快我胸襟，所以更觉路途的辽远了。

沿途仅通用苏维埃纸币，但有许多地方，须用实物交换。站上农民出售面包与牛乳等物，每要胰子[3]火柴等工业品交换。渥姆斯克往下，都拿盐来代替货币。比如十个蛋等于四茶杯盐，完全是人类的原始贸易，可惜还不是原始共产主义啊！

我急急想知道“无产阶级专政”的内幕，但我所见的，往往与理想中的俄罗斯相背，那资产阶级国家里的事实，统统攒到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来了。共产委员与红色丘八，并不比别的地方好些。专车上的护兵恶狠狠的驱逐贫困的乘客。车站上的乞丐，常常向我们乞怜，我们投下的黑面包皮，他们还在那里争夺。

共产党的训令上虽然有禁止党员经商的规定，但我同车的委员们并没有遵守这种信条，他们也在渥姆斯克购了一、二布特的盐，在沿途兜售。

路上的检查虽严，但我们却并没有遇见什么困难，委员们的几大捆行李也安然透过重关。

八月五日我们已经到红色的莫斯科了，这是俄国革命的中心地方，他自然将给我许多有趣的材料，况且我又将在这里，受布尔什维克的新教育。

学校生活

莫斯科是俄罗斯的旧部，十一月革命后，布尔什维克政府惧为异党颠覆，所以又迁到这儿来。城的中心是克里姆林宫，列宁与其他重要办事员，就住在那里。街道极不整齐，电车轨道绕克里姆林，成一圆形，全城的建筑颇古，教堂在一千以上，真俄国唯一的繁华地方。克里姆林宫旁，还有一座契丹城（俄人呼中国曰契丹），据云是元时蒙古，侵入莫斯科后所建，城门上有成吉思汗的像片。

到莫斯科的第二天，我急于下车，但同行的俄人还没回来，我不知中国来的学生，究竟住在什么地方。所以就独自跑到华工会去。会所门前挂华俄文牌子，不太一致。中文是华侨会，俄文是华工会，我也没心去管它。正询他们中国学生的住址时，江亢虎适到，他就送我到东方劳动共产大学去。

东方共产大学，是才成立的学校，原为俄国的东方民族而设，专为造就各民族中共产党的宣传员，后来于开学的时候，印度、波斯、土耳其、高丽、中国等处来了许多学生，他们也就送入该校。

我走到学校门口时，就会着许多旧友，他们领我去见霍霍洛夫金（Hoholovkin）他是校中的远东部主任，当即取饭票到饭堂去吃饭，又向学校领了二万卢布，把行李取了回来。

当晚即到秀松与陈为人那里去谈话，他们俩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此次他俩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加入青年共产国际大会。我就将民权的事情，与他们商量，要求设法使他们来莫斯科。秀松为人非常狡猾，当场允我于次日开会时，极力替助我的提议，可是他在第二天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会上，反攻击我的提议。

次日我写了几封信，执行委员来告诉我，写信时勿述及俄国政治状况，我写好的信，也由他们拿去检查，我虽不赞成，也没法倔强。

我初到校不久，校中情形还不明了。不过天天早晨跟着大家去领饭票与面包等，忙个不了。上午有两小时俄文，下午是共产党党纲或阶级斗争，但大家都没兴趣听，俄文教员是犹太人，不十分明白文法，遇到为难的时候，就说不用细讲，有时人家询他生字，他即说，你们一辈子也学不好。

每天一磅黑面包的生活，实在不能维持生活。大家不但不念书，连上四层楼的教室，都觉困难。时时刻刻的想吃，做梦也想吃。在这种状态之下，大家的思想颇多改变。最后有许多人提议，召集临时大会，讨论面包问题。会上起了很大的争嚷，一部分与俄人交好的朋友，谓额外的要求有损共产主义的原则。但大多数的人总不能心服，因为俄罗斯人民在经济上本没有平等，何以独使我们留俄学生受苦呢？

实际上我们的待遇，完全与红军一样，比一般劳动者好得多。例如1918至1919年时，俄国的物质的生活虽坏，红军每天仍领得面包两磅。但一般工人则仅日得面包四分之一磅。但大多数中国学生，哪里顾得这些，他们只想提高自己的生活，要求委员老爷们平等。

二、三月后，物质渐渐地改善，每天的面包已增至一磅半，中晚的两餐所发的生咸鱼，也从半条加到一条了。但当时新来的印度学生，却受学校方面的特别待遇，他们每天领到两磅黑面包，吃饭领东西都不排队。中国、高丽等学生非常不满，责问学校的办事员道：“为甚在同一学校之中，也发生这样不平等的事样？真使我们太难堪了。”但他们的答语却非常奇怪，简直把我们当孩子看待。他们说：“这是他们自己带来的呵！”大家非常愤激，但也没法抗争。

面包风潮虽暂告静止，但团体的组织方法又发生问题了。按例三月一改组，所以十一月初又到改选期了。五位执行委员正想用更严厉的组织。钳制团体成员的自由。但此时大家已深恶委员会的专制，均主张推翻委员会制度。开会后，双方争论极烈。委员派仅六、七人，其余的都是反对派。反对派极力指摘委员会的罪恶，他们检查团员的信扎，但自己却写秘密信，如秀松会写信给张太雷，说他与罗觉等四人为团体的“中坚分子”。但委员派似乎说，没有他们来管束，恐大家不肯用功念书。但这种薄弱的理由，终不能使大家满意。蒋光赤忽然跑到台前，把他们痛骂一顿，他说：“我们反对执行委员会，并不是人的问题，实在是制度的问题，现在一般人要打倒资本家，而自己代替他们的地位。”为人与罗觉即说：“委员会制度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法，如反对委员会，便不是共产主义者。”但大家并不畏惧这种恫吓。且我们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遣送时，他们并没有限于共产主义信徒。不过我们到莫斯科后，他们就把“社会”两字改成“共产”，叫做“旅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”。其实他们信仰的是马克思的集产主义，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，但他们却欢喜偷窃这个美名。至于“集权”的委员会制，更不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法，却是布尔什维克专政的工具。

会场上的发对声浪，激怒了不明“主义”的袁笃实，猛然站起来说道：“共产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，执行委员会的制度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法！”有人问责他道：“我们团体中，谁是无产阶级？谁是资产阶级？”他虽不能答复这个问题，但还气愤愤的嚷道：“无产阶级专政！无产阶级专政！”大家就请付表决，结果反对委员会的有三十余人，赞成的仅六、七人。

大家主张采用普通的团体组织法，但委员派却说，这样还能办事吗？会场上也没人理他，就此散会。委员派就去告诉俄人道：“他们都是无政府党人！”后来这种消息渐渐传到我们的耳鼓，霍霍洛夫金同我说，团体中有无政府党人，并言中国学生都是些无政府主义者。我无意中告诉蒋光赤，他听到了非常恐慌，因他自反对委员制度后，霍霍洛夫金时常注意他，所以他就要求开会。委员派均骂我多嘴，硬说霍霍洛夫金决不致说这样的话。但霍氏来后，便直指我是无政府党，并说还有三、四个。我当时即对霍氏说道：“我不愿与你争论这些，将来我回中国后，你自然能知道，我是个什么东西！”

同时张民权与姚作宾也到莫斯科来了。他们都在俄国人面前自称共产党代表，姚作宾还说，他有多少军队。青年团得到这个消息后，立刻送了封抗议书给第三国际，并以全体学生休学事相要挟。他方面又想将姚、张监禁起来，结果姚作宾被放逐到伊尔库次克去，几乎死在那里。张民权在学校中读了两个月书，又由西伯利亚回国，几被他们软禁在伊尔库次克，幸亏十一月间远东劳动大会代表来俄，他才得到归国的机会。听说他回国后，也就病死了。

劳动者

我常常怀疑道，我是否到了想望的俄罗斯呢？现在我所看见的莫斯科，完全不像我从前所听到的一样，处处都遇到悲惨的印象。街上坐满憔悴的乞丐，花园站着卖淫妇，难道他们都不愿工作吗？布尔什维克告诉我们说，现在苏俄的经济太困难，一时还不能供给他们，并且一班工人与农民，终日劳碌，尚不得一饱，何况这班疾废的人呢？假定我们供给不劳动的人，那么劳动者也将怠工了！但实际上何尝如是呢？委员老爷并没多做工，为什么比人家过着更好的生活呢？他们的家属也都不劳而食！

我们到莫斯科时，新经济政策已经颁布了。不过处处地方还残留着“军事共产主义”的遗迹。街道上非常寂寞，行人也很少，大家都似非常清闲，不过脸上都现出饥饿的样子。他们确实反对布尔什维克所谓“共产主义”而欢迎新经济政策。这种现象在一个不明俄事的人，似乎很可怪的！其实这是很简单的，因为布尔什维克所主张的集产主义，完全建筑在沙土上面。他们将工厂收到国家手里，完全不能管理它，徒任其废坏而已！在他方面，他们既无工业品去交换农产物，而用武力去夺取农民的余粮，有时连他们最后的种子也拿走了。这种愚蠢的办法，自然使农民愤激，因此便出于怠耕的一途，致供给全欧面包的俄罗斯，顿陷于饥荒的状态。布尔什维克不但否认自己的罪恶，反诿为封锁与战争的结果，其实这是国家管理产业的必然错误。

我常参观莫斯科的工厂，每见因缺乏原料之故，致不能开工，或则机械报废，无法修理，工人亦寥寥无几。询其工资与工作时间，则毫无定章。至于布党的工业计划，如电气化等均是纸上空谈。所以在事实上，它不得不由国家社会主义返到国家资本主义。于是布尔什维克的过渡时期，就是由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共产社会的幻想，也就成了历史上的陈迹。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，纯恃劳动群众的力量，建筑在自由联合的基础上。

布党在经济上虽可让步，但于政治上则毫不宽容。他还在劳动者面前，唱着甜密的歌儿。硬说政权在无产阶级手里，决不致返旧有的社会。实际上俄罗斯的工人又处于奴隶状态，他们不但受资本家的剥削，并受国家资本主义的压迫。他们失去一切自由，连罢工都在禁止之列。

“巴柴尔”上渐渐热闹了，从前所禁止发卖的商品，现在都公开的在摊上了。黑面包、牛油糖占着市场的大部，其他旧衣服与用具也极多。一部分爱读书的朋友，常拿校中每月所发的两磅糖，两三包烟草等，卖给摊子上，然后再拿去买书。糖的价格极高，两磅糖大概在一元半以上，但书的价格极低，所以我们每月的糖，总可换到六、七本大书。那位中国博士江亢虎先生，也挟着他的夫人在市场上做小贩。

这时大家困于物质生活，也没什么体面可讲了。同学中还有自己拖着东西，在沿途叫卖。袁笃实等每说，我们违反共产主义，藐视党中的规定，——即党员不应有商业行为——但我要问问体面，假若不交换，怎样可以满足双方的欲望呢！人类经济行为是天天在那里向前的，我们又不能使它朝后，重到自足经济时代。

卖淫妇并没有因为革命而消灭，反而因经济困难而增加。当军事共产主义时代，一般人仅领到半磅面包，而委员们却得到丰裕的面包，他们自然有度夜资，来奴隶这班可怜的女子。甚至女教员、女学生等也因些微的面包，任人侮辱。中国学生虽不如别国人好嫖，但也有积了几个月的粮，去度一次快乐的夜。

大学中的学生。大多是游牧民族的子弟，他们不能明白共产主义的真谛，他们对待女子本如私产一样，所以有一部分愚蠢的共产党员，常迫着女生道：“你为什么与他们游玩，而不同我散步呢？这不是同志所应有的态度啊！”

有一次，同学中忽然发生强奸的事情。听说女生已在“同志审判会”起诉，犯人拘禁起来，那天晚上开审的时候，大厅堂也挤满了。被告诿言不能说俄语，要求由翻译传达，被告不承认有强奸情事。审判员即请原告声说，但原告忽又要求取消讼案，全堂颇为惊愕。审判员询伊，被告是否曾用手枪恫吓，原告谓并无此事。审判会又问道，交媾是否出于自愿，原告答道：“我……我是……是……自……愿……”语犹未完，即以手帕掩面，作含羞状，全堂轰然失笑。审判员亦无从下判决词，即暂告中止。校长勃洛衣特谓，此事完全由东方风俗所致，他曾在高加索等处，每见有抢亲情事，女子被辱后，只能屈从男子，此次所发生的不幸事情，完全由于这种遗传性所致。男生自被捕后，即托人向女生说项，谓愿娶伊为妻，故女生即欣然从命。结果校长决将双方开除。

女子的地位在革命后，虽略有增进，但仍未脱奴隶的状态，伊们在经济上既不能独立，一切仍须仰承男子的意志。且因生理上的关系，女子还只能做家庭的主妇。

劳动者的生活状况，亦殊可怜。常作法定以上的工作，而得到极微的工资。他们现在困于物质，所以对于革命的理想，反很冷淡了。他们对于一切的政党，都很失望，当我们赞扬布尔什维克时，他们常常说道：“那布尔什维克，不是自私自利的，他们管理一些产业后，骤然变成了富翁了。假若我们做了委员，单独管理一个机关，也没人能过问，难道还肯不自肥吗？”他们举出自己所亲见的事实，如伊万诺夫或者番特洛夫等，从前都是一贫如洗的工人，现在却有马车或者汽车，拥有一所很好的房产，自然不能顾到困苦的劳动者！

我每天喜欢与工人谈话，考察他们对于革命的感想。我觉得他们充满着反动的思想，甚至于厌恶共产主义。这种谬误的观念，很可使苏俄回复旧日的状态。所以一班真实的革命党人，对此都非常焦虑，但布尔什维克却轻视这种现状，我的同学每对我说道，他们（指工人）没有研究过经济学，哪里懂得这些问题呢！

反革命党

布尔什维克虽与资产阶级妥协，向欧美帝国主义的国家表示让步，但他对于工人与革命党人，却是毫不顾恤的。当第十次共产党大会决定采用新经济政策后，立即在各处拘捕无政府党人、社会革命左党、最高限度派，把他们放逐到辽远的地方去。因为这许多暴徒都是社会革命的拥护者，他们将阻碍布党推行新经济政策。

劳动者与革命党的集会自由、言论自由，都被布尔什维克取消了，莫斯科除布党的机关报外，并没纯粹工人的出版物，无政府党的《曙光》杂志，社会革命党的《民声》，最高限度派的《最高限度主义者》等，时为布党所封禁。脱万尔斯大街上的无政府党俱乐部，已没有开门的希望，但苏维埃无政府派的会所，还照常有集会的权利，郭尔琴先生演讲他的所谓无政府主义，大唱“经过社会主义到无政府主义”的怪论。

我从郭尔琴那里，知道戈德曼（E.Goldman）女士在里昂基夫街上，就去访伊。伊是美国的著名无政府党人，因反对战争，被美国政府放逐出来。伊与恋人伯克曼即重返俄国，他们当时宣言说，他们将为革命而牺牲其理想，如俄后极力与布派联络，为俄国尽力。但结果常使他们灰心，他们所出版的报纸也被布党封禁，戈德曼看见我的时候，即盛言布尔什维克的野蛮。伊说一般无政府党人，都奋勇往前敌去，抵御白党的侵入。布党却在里面组织政府，待无政府党人归来时，就把他们拿去枪毙，或者监禁起来，有许多人被他们暗杀了。伊说现在无政府党人中，有不能忍耐而暴动的，伊想暂时隐忍一下，候有机会的时候，再实行反抗起来。伊又说，这种专制政治决不能持久，并预言崩坏时期将至。伊约我常去谈话，但我们两三次会面后，就不见伊的踪迹了，听说伊秘密逃亡国外去了。

马震街社会革命党左派的书店，挂着很大的旗帜。大书“苏维埃政权啊！并不是一党专政呵！”的口号，来攻击布尔什维克的专横。他们与布党在十月革命前，同主苏维埃政体，但布尔什维克于革命后，就开始压迫革命党与工人团体，因此颇招左派各党的反对。后来社会革命党左派即议论退出执行委员会，于工人农民间宣传他们的主张。但他们在苏维埃中的活动，渐因布尔什维克的压迫而失败了。

后来我又与凌霜去会克鲁泡特金夫人，她便不如高尔曼女士勇敢，我们询问他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，他说与克氏一样，早在未革命前预言过了。他听说我是共产大学学生，微微地笑了一笑。并告诉我们克氏博物院的筹备情形。据说克氏生前，政府虽不敢拘禁他，但也没优待他。二月八日克氏死后，政府以盛礼葬之，但在坟前演说的朋友，却捕去十余人。

二月八日是克氏的周年纪念，政府特别允许他们出版与集会，上午十时我搭电车到诺伏健维基寺院去。我到时墓前已拥有一大堆人，有人在那里演讲克氏的思想。后来有几个少年的演说家，痛言布尔什维克压迫无政府人。他们说，在苏维埃政府统治之下，许多无政府党人被枪毙了，千百革命志士因为拥护革命而被监禁，并放逐到荒地去……听众中仅我一人穿着红军制服，我很怕他们疑心我是布尔什维克的忠仆。

晚上我又去黑尔岑街的克氏纪念会，会场在戏院里面，到者数千人。讲堂上有克氏的半身石像与画像两种。当场有妃格念尔女士、博脱连索夫与勃洛仪衣等演说。妃说，女士曾与苏妃雅暗杀亚历山大第三，坐过二十余年的监，现在虽已老迈，但革命精神仍极奋发，其他演说者亦都为老革命党员，座众颇为感动。继由莫斯科著名乐人奏克氏生平之爱曲。據云会场费曾用去一千万卢布，广告税用去六百万卢布，当场售去无政府书籍甚多，纪念刊两种与《曙光》的纪念号亦都于当晚售去。

克氏博物院与托尔斯泰博物院，均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上，每使游客生无限的感想。克氏在世界上的努力，与托氏在俄民间的宣道，是否埋没在这条街上！克氏博物院虽没完全筹备好，但参观的人已很多。托氏博物院的设备甚好，小学生都排队来游，我们去参观时颇受院主的欢迎，他说“世界一家”的时期，是否快到了？

托氏的信徒是和平的改造派，所以不如无政府主义者的遭受摧残。托尔斯泰派的大本营是素食会，即莫斯科一地也有会员三百余人。每星期二晚与每星期六晚七时开会演讲托氏学说，或者呤唱诗曲。他们在言论上很反对红党，有一次博夫洛夫痛骂布党的残忍，他说红白都是一样的东西，并报告他被捕的情形。

莫斯科附近有两托氏新村，每处各有二十人左右，阿历克山也夫请我去参观，村中各人按照能力做工，他们以为改造社会，须由自己亲身去做。社员中有普通的工农，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，我去时大家用世界语谈话，真像亲兄弟一般。有几位世界语朋友，正排印《新时代》杂志，他们还设立一所小学，但苏维埃政府却想收归国有。哎！一般和平的革命派，也受布党的压迫！

布尔什维克正利用各派的叛徒来压迫革命党人，布党的报纸谓各派的革命份子，均倾向苏维埃政府了。其实俄国的革命团体并没有消灭，他们自受到压迫后，即组织秘密团体，暗杀政府中重要职员。

远东大会

当年十一月间盛传伊尔库次克将开远东大会。亲俄派学生天天开会讨论。最后听说代表都已到伊尔库次克，有人说某政客也派了代表来，但他们特别恐怕无政府党赴会。我无意中听见他们说，这次的大会，各派的人都可到会，说不定无政府党也派代表来。后来我知道他们四、五人还开秘密会议，商量对付办法。

远东劳动大会是为对抗太平洋会议而开的，当时俄国代表被太平洋会议拒绝，所以召集这个会议，做一次远东示威的运动。代表的路费也由第三国际发给，并用大批金钱运动满洲里官厅，所以这许多代表能安然到俄国去。

远东劳动大会原定在伊尔库次克举行，后来忽然改在莫斯科开会，亲俄派学生自得到这个消息后，即向霍霍洛夫基交涉，要求在开会时出一份中文杂志，乘中国代表到莫斯科时。宣传共产主义。但霍氏却完全拒绝，他说：

“第三国际还没决定态度，你们宣传些什么呢？！”

“自然不处于共产主义的范围外”亲俄派这样回答他。

霍霍洛夫基气愤愤的说道：“就是工人要出版，也得问问第三国际，你们如非秘密印刷！”于是这班盲热的朋友，也只得屈服“国际”了！

在代表将到莫斯科的时候，同学中纷纷议论，有的说，假定赴会的人确由革命团体派出，那么这次大会对于中国革命前途，或者有良好的结果。彭述之自命不凡地说话，好像赴会的代表都没有他这样的学问。

中国代表到莫斯科后，使我们非常失望，他们在伊尔库次克就闹了许多意见，黄壁魂女士攻击共产党代表乘坐头等车，张国焘就用卑鄙的方法来对付他们，所以中国代表到莫斯科时，就已充满了恐怖与愤激的情感，早就没开会的兴趣了。

大会还没开会，代表们已经天天忧虑怎样回去，张国焘没办法取消凌霜的代表资格，他运动两、三个工人反对黄凌霜，他们在俄人面前说，黄氏是智识阶级，又是无政府主义者，我们不能承认他做工人代表。高丽代表中也有五个是无政府主义者，你们有什么权利来反对无政府党呢！其实这几位反对凌霜的工人，也是工人夜校的教习，即暗中主持的张国焘，还是黄某的老同学。后来他想运动留俄学生反对，但也没成功。最后听说广东工会有电报来，取消凌霜的代表资格。实则张黄之争，完全由于嫉妒所致。凌霜是中国最初与苏俄接近的一人，他曾为布党做过种种宣传运动，后来不知怎样与俄人决裂了，但藕断丝连还未免有情，且此次凌霜赴会颇得代表团的推戴，并被选为委员会会员。张某深恐夺取他的地位，所以极反对凌霜。

大会的开幕礼是在克里姆林皇宫举行。当场有齐诺维埃夫、片山潜等演说，片氏虽留美有年，但英语却不甚流利。此外还有国民党代表，也在台上颂扬无产阶级专政，在一般人似觉非常奇怪，其实布党与民党在性质上并没有显著的冲突。所谓打倒军阀也不过他们的口头禅。后来黄壁魂女士也上去演说，张氏派在下表示反对，幸没打起架来。

同年年底最后的一星期，大会在“第三苏维埃”开会。会务完全为委员会所垄断，开会时代表很多缺席，一切由少数人报告后，即付表决。会场秩序非常紊乱，每个无聊的报告，须经过三、四次翻译，大会的公用语是英俄两种，但代表团中知英语者仅十之一，至于俄语除俄人外，没有一个能说一、二句，所以每种报告须先翻译成英俄文，然后在翻译成各国文字，一般人倦于听讲，都跑回寝室去闲谈了。

别的代表虽不注意会议，但张国焘却天天在那里做报告。夸示他们在国内活动的成绩，在上海已组织了几千机器工人。此外还有种种运动，表示他们在国内的伟大势力。这种谎报连青年团的代表都愤激起来，但他们也没法反对。

黄壁魂女士虽不晓外国文，但在莫斯科却很活动，常去拜会苏俄的大人物，哥伦泰女士亲自介绍她加入共产党。但正宗派便非常反对，后来她到底失败了。当代表团去见列宁时，她也去了，张氏派非常讨厌她，后来她自西伯利亚归国时，险送了性命。

大会后，代表团又被送到彼得格勒去，沿途受尽欢迎，在外观上，他们何等的荣幸，实则大家惶恐已极，不知怎样归去。有许多人恐怕中途的危险，要求许其自欧洲归去，但第三国际却置之不理。把火车载着他们到伊尔库次克去。陈敬修吓得神魂不定，托划平带信给维金斯克，想邀他的垂怜。他从前怀想俄罗斯如天堂一般，可是现在已是灰心绝意，脑海中竟满了死的恐怖！

放逐

远东大会将完的时候，留俄学生的悲运也到了。维金斯克对瞿秋白说，为什么中国送来这样的学生，他的意思并不是说，中国学生的程度太坏，他无非不满意我们这班叛徒，不能替他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，其实这完全由于亲俄派的中伤，他们在俄人面前，说中国学生都是无政府党，他们听到这个消息，非常愤激，但除了谩骂外，也没有旁的对付方法。

这时团体中充满了萧杀的气象，一般人不但厌弃政党，甚至灰心于社会运动。划平自彼得格勒回来时，连俄文都不学了。

大会散后，张国焘的眼线注意到我们了。他们在大会开会的时候，本想运动留俄学生，起来反对凌霜，结果却失败了。因没“执行委员”的组织，所以一切进行便非常困难。此时他开始收买团员，即从前极端的反对派，现在也俯就他了。他们组织了秘密团体，四出活动。

他们组织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研究会，历史研究会等，宣传他们的思想。但很少为人所注意。最后他们用同乡同学的感情，形成种种小团体，并以经济的魔力，来迷惑一般人，结果居然有大多数人被他们收买了。开了几次秘密会议后，即动议召集全体大会，讨论组织方法。

彭璜是湖南人，颇有许多人去收买他，但他坚决地拒绝了，并努力在学生间宣布他们的罪状，请求大家始终反对“执行委员”的组织。他们看见我们这样反对，就来恫吓我们，但我们并不恐惧，划平坐在寝室里，痛骂这班无耻的东西，吴宝泉也骂道：“陈桥兵变！推翻皇帝做皇帝！”因为蒋光赤等最初是激烈反对委员会的一人，现在忽然也同情于他们。曹靖华仍狂喊：“捉贼！捉贼！”

开大会的那天，我们自知无望，所以采用消极抵抗的方法，大家告病假缺席。于是执行委员会在会议上，毫无争论的通过了。预先议定的五个委员就在这次会上产生了。

他们天天在那里开会。我们照常缺席。最后他们召集我们这班人，开了一次谈话会，要求我们陈述意见，我们默默的坐了一回，他们看见没法，也就散会。当时划平与素园两人适不在家，他们回来时，执行委员又邀去谈话，他俩把收买的事情老实不客气地揭发了。委员红着脸，无言可答，大家都没趣而散。

当晚他们向张国焘请示，商量对付方法，第二天他们又开了一次会，张国焘即痛骂一般未收买的学生，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气味，并说中国学生有天然的无政府主义性。但我们不知“阶级”两字究作何解，更不明白什么叫做无政府主义？不过大家听到这个消息，都非常惶恐。素园不得已要求出团，划平因友谊关系也请求退出，但他们俩脑筋中充满了恐怖，深恐停止待遇，当时素园正在病中，更使我们捏了一把汗。

四、五天后，张某又开了一次会，报告去留问题。当场他特别留难我，不准我即归国。他说我还不明了布尔什维克主义，须得多研究几时。其实当时我给法国朋友的信，已在《工余》上登载了，他怕我到国内来揭破他们的黑幕。其余的反对派与回国宣传的人，都由第三国际送回，他们不但不明白布尔什维克，连俄罗斯的真相也茫无所知，所以他们回国后，都毫无成绩。其中有一部分，以为揭破苏俄的黑幕，恐减少青年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，但我却非常怀疑，难道宣传共产主义纯恃造谣吗？

乡村调查

莫斯科的物质生活与精气生活，早损坏了我的身体的健康，而团体中的纷扰现象，又沉重了我的病状。我因此对于他们的开会，常托病缺席，后来我连上课都不愿去了。幸亏医生说我有虚弱症，要把我送往修养室去，我因此可脱离城市中的烦恼，所以也欣然愿往。

修养室并不直接隶属于学校，所以我到办公处去拿了一封公函，里面却说我是工人。我当即向他们说，我不是工人，要求他们替我更正。但办事员告诉我道，不然卫生部将拒绝你到修养室去。我才知这是苏俄的通例，所以就拿着信走了。

卫生部在脱万尔斯大街上，我去时已有许多人在那里等候，其中我校的学生到占了一大部分。医生检验病人的时候，并不注意病人的病状，只看哪个机关的介绍书。有的是办事员的友戚，所以也收受了。他们问我的履历时，照例说一声：“工人”即可了事。但我却红着脸说不出，最后我说了声“非工人”。于是他们又问我道，那么是农人呢？还是智识阶级？我默不作声，这样自然使办事员为难，但他们知道我是共产大学学生，所以仍照常写是“工人”，并立即允送我到答拉索夫站的修养室去。

次日我即搭车往答拉索夫站去，该处离城约二十余俄里，为莫斯科旁的大镇。有宽敞的马路，可直达莫斯科。修养室离大街稍远，原为一地主的旧业，现在却变为共产党与工人等的修养所了。

同行者有女伶与红军等，我们去办公室挂号时，他们非常注意我们是否党人。那个红军得意洋洋的告诉我道，他曾在非常执行委员会服务过，在他手里，曾死过一百余人。这种话由俄国人看来，是很平常的。他们常说，多死了几个人可以少吃些面包。

我们走到宿舍时，正有个老者在那里痛骂共产党，指摘他的错误，有的还与他争辩，但党人却告诉我说，这是个疯子。

修养室的生活虽比普通工人好些，但远不如共产大学的待遇。每天仅有黑面包一磅，白糖四块。我因为想在乡间吸些新鲜空气，并可乘便调查乡村情形，所以很愿在那儿多住几天。

我除考察农民的心理外，并努力调查学校的状况。修养室附近有小学校两所，幼稚园一所，此外还有国家工厂数处。我于是订了个调查计划，每日出去考察，同住者都笑我发疯，但我仍进行调查。

答拉索夫站小学离休养室较近，我第二天就去调查，沿途询小孩学校的所在，他们把路径指示给我看，并向我索纸币与铅笔。我给他一万卢布与一支铅笔，就径往学校而去。我到学校时，校中寂无一人，过了半天才有女仆出来开门。我见男女教员两人即说明来意，他们听说我是学生，也非常欢迎，约我次日到校去参观。

次日我到校时，第一班已经上课了，我就坐在那墙角边，静看他们上课。教室很小仅可容二十余人，但现在却坐了三、四十人，两人桌上坐了三、四人，因为书籍与纸笔缺乏的缘故，所以三、四人合读一本书。小孩的颜色都非常憔悴，并不如我们在国内所见的国外小孩来得活泼。我很惊异的问那教员道，为甚上课时间延长至七十分钟。他回答我说，上课时间纯视功课而定。他似乎很不明白小学生能否接受？

学校虽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会，但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供给。教育部仅每月发给几万卢布，只能供给教员们两三天的生活，因此他们只能向学生索取学费。据云每学生按年须缴纳学校黑面包三十磅，马铃薯三十磅。所以一般穷苦的农民，哪有幸福来送子弟入学呢！他们很愤激的说，什么革命，富人的子弟仍有求学的机会，而穷人的子弟还是替人家看牛耕地。这种事实真使一般真实的共产党人伤心。所以罢那却斯基于第十次会上，也不得不向苏维埃诉苦了。但是他们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做出来呢！

其他织布工厂附设一所小学，专收该厂的工人子弟，共有学生七、八十人。学校的名义虽也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会，但实质上完全由工厂供给，所以学生都得免费的利益。我去参观时，又是上课时间，领我进去的小孩，把教室的门敲了几下。我向女教员说明来意。她就邀我坐在最后排的课桌上。上课的情形与上述的学校大致相同。上课时也常有人来敲门。散课后，我问她说，革命后学校究有多大的进步？她叹了一口气道，革命前一切都很有秩序，现在却不然了。地板也弄得这样的龌龊，书籍也缺乏了。她又告诉我说，该校向来是工厂的免费学校。

幼稚园离休养室较远，所以我到第二个星期才去。园址就是农民旧屋改充的，所以他们将二百多个小孩分住七处幼稚房（Anfon Dolmo）。我问了许多处，方找到一所幼稚房。后来我又寻到学校去，按例每处幼稚房所住的小孩，须到校上课，但因为没有衣服与皮鞋等，只能家中闲住。我到学校时，又因教员去城，不能上课。小孩的被褥都很单薄，饮食也很坏，每天仅有面包一磅，中午两餐的马铃薯，都是腐烂的。据云在新经济政策前，供给稍好，自采用新政策后，幼稚园都归倒闭了。引导员领我至各处参观，并供给我午膳。他说教职员中仅有一人是共产党，其余都是没有什么党派的气味。

我常去找农民谈话，我问他们那里选举的情形。他们似很疑惑我这样的愚问，有一次我遇见一个在红军中服务过的农民，他愤愤地回答道：“鬼知道的！”其他与我同住的红军，也非常反对布尔什维克。他们说：“我们是农民，所以都反对布尔什维克！”其实布尔什维克种种愚蠢的政策，掠夺农民的面包，鞭笞他们，自然要引起农民的恶感。

后来我认识了附近鞋工场的女工，我常到她们处谈话。她们对于革命也没好感，极觉受物质生活日益困难。我又询她们选举情形。她们说，这种事情都是共产党包办的，我们哪里有权利去参加呢？谈时隔室的女子走来，我又问她们对于无政府党的态度，那个女子吭声道：“无政府党更坏了，杀人放火都不要抵命的！”后来我才知道她的丈夫是布尔什维克。

一星期后，我校学生来修养室者渐多，他们都喜欢到“萨夫哈池”（即“苏维埃经济”之缩写，是国家经营的农场）去，似乎那里可以发挥他们的兽欲。我也常跟他们去购牛乳，因为那里的牛乳特别便宜，他们每月领到四十磅面包，每天领到牛乳一瓶，所以他们常将牛乳廉价出售。我们去时常直入他们的寝室，里面的空气非常之坏，但大家都愿意多停留一刻。我们询问他们，对于革命的感想。我的同学阻止我道，他们没研究过经济学，哪里懂革命的意义。此时女工也不敢回答我这个问题。于是大家又谈到无聊的恋爱，据他们说，革命经济异常困难，所以一夫多妻在乡间非常盛行。

最后答拉索夫学校的教师领我到五里外的小学去参观，该校是铁路修理处附设的，专备该处青年工人就学。我去时教职员非常惊异，他们说要调查教育，何不到欧美去。同时他们又与别处一样，疑心我是政府的侦探。一切设备都非常坏，满架都是尘埃。那微弱的电灯光，至少可损坏学生的眼光。上课时学生因没纸笔，教务都无形停止了。散课后我问学生对于革命的感想，有一个顽皮的学生跳到桌上大呼布尔什维克是强盗。

最后我应当略述修养室的情形，该处除供给饮食，并没有医生来看视，不过出入时调查一次身体而已。据说从前莫斯科的修养室很多，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大为缩减。前容五百余人的修养室，现仅容八十余人。

学校

在苏俄住过的人，不但感受物质上困苦，就是在精神上也非常困难的，布尔什维克种种愚蠢的设施，每麻木了我们的心灵。报纸书籍中充满了红色的毒气，无非使人呕吐而已。俄人常常说：“我们不用读报，因为报章上写的我们都知道了！”至于现在所出版的书籍，满篇赞扬无产阶级专政，哪里引得起人家的注意呢！

每个国家的产生，一定要用“专政”的方法。民主派所谓“民治”，固然是混话，布派的无产阶级专政又何尝不是饰词。其实每个新国家都要创造自己的中等阶级，来维持他们的政权。教育自然是执政党的防御线，所以苏维埃政府利用教育机关，抵抗其他的政党，压迫平民的自动的思想。

十月革命后，布尔什维克极力排斥异己的思想，不但压迫资产阶级的文化，就是左派的社会主义也没自由发展的余地。大学教授被他们送到监狱去，过着铁窗的生活。但是布尔什维克的队里，缺少有识的社会主义者，来补充空隙的危险。种种的指示都不灵便，差不多处处失败了。后来苏维埃政府也感受到这种缺点，改用较温和的政策，预备一步一步地征服大学。

布尔什维克虽有普及教育的计划，但始终没有实行。学生的家属眼见学校困难，不得不缴纳学费，来维持学校。比如修理校舍等等，教育部都置之不问，而学生方面又何忍坐视呢！特别不平等是在大学方面，国家仅供给给党员求学，至于非党员的学生，不但受不到国家的资助，而且还要缴纳很贵的学费。但穷苦的俄国学生哪里有如许金钱，所以他们不得不谋职业，维持自己的生活。莫斯科普通大学与专门学校等之授课时，皆在下午四时以后。一般学生因困于经济生活，都不得按时上课，缺席的学生非常之多。

共产大学与劳动学校的情形，比较普通学校好些，他们与红军受同一待遇，所以生活上毫无问题，不过功课方面便远不如普通学校，因为共产大学的目的是在造就宣传人才，并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所在，故有价值的课程极少，而祈祷式的会议倒很多。

莫斯科有共产大学三所，斯万洛夫基共产大学有学生千余人，专为本国人而设；其次是西方共产大学，有学生五、六百人，专为俄边诸小民族而设，如拉脱维亚、爱沙尼亚、波兰、犹太等民族俱为该校主要学生。至于文化较高之欧美民族，则尚无一人在该校肄业者。东方共产大学是民族人民委员会附设的大学，约有学生八、九百人，其目的在造成东方民族的宣传人才，最初原为俄属东方诸小民族而设，如鞑靼人、高加索人与蒲掠脱人等，后以国外东方民族，如印度、波斯、土耳其、中国、高丽与日本等，逃往者渐众，遂亦由第三国际送该校念书。三校程度以东方共产大学为最低，这虽有民族文化的关系，但办事方而不得其人，也是个重大的原因。

我是中国人，又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，自然只能加入东方大学，但它给我的印象却非常之坏。我们在那里并不能好好儿念书，每天可贵的光阴都被讨厌的排队占去了。而上课的情形尤为可笑，教师因为生活困难，每天兼了十小时以上的功课，所以他们都不能按时来校授课，常迟至一小时之多。有时简直无故缺席。后来学生也染了这种习气，都不愿意上课。每天的课程也由教务处逐日布告，有时一天仅四小时的功课，别的一天却有十小时的功课。有时一天上了五次九十分钟的功课后，还开什么共产党会议，真使我们立刻头痛起来。

第一学年因为语言的关系，我们还不能直接听讲。除了三小时的俄文课外，还有两小时的正式功课。但恶劣的翻译又不能传达教师的意思，所以一年后送规的学生，并不懂布尔什维克主义。第二学年我们已能直接听讲，但学校所能给我们的，不过是布党的宣传品。至于社会科学的学理，他们还妨碍我们研究呢！学校中的重要科目是工人运动史、十月革命史、经济学等，其他自然科学、地理等科目真使人呕气。而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学问唯物史观，经了我们数次的要求才允许添立这个科目，但是一时又觅不得教员，后来聘到教员时，已是第二学年的末期，各科都草率的结束了，所以唯物史观也只上了两三课。

莫斯科大学的情形比较好些，但一般学生均困于物质生活，都不能按时上课。大多数女生正以卖淫来维持她们的生活。关于实验的科学缺少试验的东西。学生的程度太参差了，因录取学生并不以程度为标准，只看共产党或职工联合会的介绍书。

赤色的教育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愿望，我们要求学校方面的改良，也常被拒绝。他们说：“假如我们满足你们的要求，那么又何用办学校呢！”所以我们常常叹息道：“苏维埃政府并不是叫我们念书来的，却是请我们来尝尝黑面包的滋味！”后来巴黎方面来了十几位勤工俭学生，他们到莫斯科不久后，就非常失望，他们才感受布党专政下的不自由。

公社

“反革命”的留俄学生送回后，校中仅剩八个中国人，他们奉了张氏的御旨，都来笼络我，后来他们赞扬我已是真正的共产党了。我仍是非常的寂寞，又不敢去交俄国朋友。

五月（1922年）后，校中同学大多返归故里，叙天伦之乐，独中国、印度等学生无家可归。学校方面预备把我们送到“达却”（避暑处）去避暑，过了一星期后我们就到离城二十余俄里的乡村去了。

莫斯科附近有许多避暑处，从前是贵族资本家的夏间消遣地，现在却一变为红色军官、苏维埃官吏、新资产阶级的娱乐之所了。我们都是候补统治者，自然也得分享这种特权。

“达却”位于森林深处，景色颇快人意。当夏天的时候，城中苦于炎热，但我们却处凉快的境地。我们才深觉人间的乐园，是建立在劳动者的血汗上面。我们到乡村不久后，游人渐渐地多了。里面除我校学生与农业学生外，俱为苏维埃官吏与新资本家等。

我们的“达却”是当时才组织的，设备并不周到，但已比城市中舒服多了。我校学生与教职员之下乡者，约有百人左右。我们在那里就开始组织公社，实行一部分共产。

所谓“公社”的组织，就是把每天两磅黑面包共同食用，并轮流到饭堂上去值日，最后我们的消费公社改成劳动公社，大家每日须工作两小时。但这种好听的名词，并不能鼓励我们去实行。回忆在城里的时候，有校役来侍奉我们，他们不但替我们洗刷地板，并为我们整理被褥与书籍。现在一切都须亲自动手了，油腻的盆碟与污泥的马铃薯，也劳我们清洗了。

在乡间住不到十天，我们就闹了一次风潮。管理主任因一部分学生未上操，就停止了早餐。我们都非常愤激，反抗这种野蛮的办法。中国与高丽学生，责问他为甚未发早餐。他说一部分学生的过失，须由全体受罚。当晚校长也到乡下来，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就送了封抗议书去。校长立即召集全体会议，经他一顿的训斥，中国学生也都软化了。第二天亲俄派领袖卜士奇与霍霍洛夫金自城中回来，运动我们收回抗议书。一部分人已有允意，但终因多数的反对而终止了。

每天两小时的工作，已使我们疲乏得不堪了，我们常须三、四小时的午睡来恢复我们的精神。所以每天除两小时功课与两小时工作外，已无精力念书了。但大家并不能了解工人的苦况，还赞美苏维埃工人，每天做八小时的工作。

办事人的官僚习气太重，“达却”的设置非常不完备。我们晚间因没灯念书，常去车站散步，或开无聊的谈话会。有一次我与光赤在小桥旁游玩，三个女郎走上来与我们闲谈，并说愿跟我们到中国去，当即要求一块去散步，我们立刻就离开了她们。但十五分钟后，她们已与我校的三位同学，挽着手在草地上乱跑了。据说树林里乱交的男女，在革命后确是非常发展，一般轻视这类行为的人，称赞她们为苏维埃姑娘。

最后罗觉等与女厨渥略也发生了恋爱的关系。每晚他们四人都跑到她的房间去谈天，当时我们就料到他们一定要起醋波。但罗觉说大家都是同志，决不致闹怎样的笑话，并盛言渥略的优美与浪漫，简直如临凡仙子一般。不过两星期后，他们中间便生了意见，虽尚未至用手枪从事，但大家见面时竟不谈话了。据说士奇与弼时两人曾在渥略处过夜，有几次她的下衣已被他们撕下，但终没性交成功。她声言自己非苏维埃姑娘，决不如法略一样。有人说法兰西女子的恋爱，在交媾以前，但俄罗斯女子的恋爱却在交媾以后，究竟是否这样，我没仔细调查过。

我与金文两人喜欢到树林深处乱跑，有一次我两几乎遇到危险。几个农人看见我们穿了红军制服，都来追赶我们，我们拼命飞奔，才脱了这次危险。据说其他同学也曾遇到这样的事情。因为农民都非常嫌恶布尔什维克，中国人在革命中的行为更引起他们非常的反感。华侨加入红军后，掠杀俄罗斯的农民，颇为残酷。所以在乌克兰地方，华侨已经不敢独往乡间去了。

三月来俄人同住的结果，布尔什维克的傲慢无礼的态度，实使亲俄派学生都非常愤激。有次师范班学生与罗觉一块儿去扫地，有一人吩咐罗觉道，我是老共产党人，是少年共产团的指导者，你应该听从我的指挥。罗觉虽是集权主义的信徒，但已不能接受这样的劝告了。其实这种习气完全是集权制酿成的。如留法学生经过柏林时，张崧年对他们说：

“我是中国的先觉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应服从共产党员的命令！”

又如我校曾因校长问题开了一次全体会议，共产党支部便出而干涉道：“在这个会场里有许多无识青年，所以党部特要求停止开会！”他们所谓无识青年是指青年共产团团员与无党学生。后来大家责问共产党区执行委员会，校中共产党支部有无禁止学生集会的权力，区执行委员道：“民众无自由集会的权利。”后来大家又跑去问中央执行委员会，中央执行委员会却说：“你们有自由集会的权利。”但是一般哀苦无告的劳动者，哪里能向执行委员会声诉呢？

第四次大会

远东劳动大会后，中国共产党的贫弱无能，渐为第三国际知道了。张太雷与张国焘拿去的运动费，并没有给俄国任何影响。因此第三国际派马林到上海去，要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。陈独秀立即写了封中文信，从柏林转到莫斯科去，大意说：

“中国共产党并不反对加入国民党，但国民党并没得到人民的同情，万一共产党加入国民党，一定要引起民众的反感。并且近来孙文已与中国最反动的段祺瑞、张作霖联合了。”

留俄学生得到这个消息后，俱认俄人不明中国真相，致犯这样的错误，经济学教授马马埃夫在旁也反对国际的妥协政策，他愤愤的说道：“在社会主义史上，没见过劳资妥协的事实！”但第三国际拥护俄罗斯的利益，仍进行它的反革命政策。

过了两个月后，陈独秀亲自到莫斯科来了，我们都很希望这个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。党各国代表到莫斯科时，我校学生特别到陆克斯大旅馆去欢迎东方代表，在独秀演说以前，维金斯克亲自介绍道：“请中国民族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同志演说！”我当时非常惊奇，为甚维金斯克称他为民族运动的领袖，但其他的中国朋友并没有发生疑问。

不久第三国际在皇宫里开会了，这时“统一战线”的声浪很高，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布尔什维克，现在忽然提倡“工人政府”了。所谓“工人政府”就是联合各社会党，组织社会党的专制政府，至于无产阶级专政，那就是布尔什维克独裁的别名了。但布党究与谁联合呢？与筋肉劳动的工人合作吗？实际上并不是这样，当布尔什维克大唱“统一战线”的时候，全俄各处的无政府党、社会革命左党、最高限度党派等又被他们送到监狱里去了。不过齐诺维埃夫在红色职工国际大会却说：

“第二国际不愿与无政府党及工团主义者发生关系，但第三国际（打破这种遗传性），预备与无政府党及工团主义者合作。”这是何等滑稽的话啊！

红色职工国际是隶属于第三国际的，所以主张“自由联合”的法国工人，始终不愿与他们联络，后来职工国际筹重金去法运动，劳动总同盟中的政客就宣传与莫斯科联合。结果革命的工团派在圣级奈开大会时，双方因这个问题而决裂了，一部分人主张有条件的加入红色国际，就是采用自由联合的原则，其他倾向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，绝对拒绝与莫斯科联合。

法国工团代表蒙慕苏并不是工人的代表，却是职工国际的代理人，他在到莫斯科的第一次议会中演说道：“无政府工人实际并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，但它反对由此制度下，自然而生的首领与智识阶级专政。”但他接下去又说道：“法国劳动总同盟中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非常伟大，所以此次运动与莫斯科联合，废了不少心机才得有条件的加入……望红色职工国际勿以此为过度的要求，因如拒绝这种要求，便予无政府党派以攻击的口实——群众即归附他们了。”

蒙慕苏的演说，立刻发生效力，次日第三国际主席齐诺维埃夫说道：“我们务必迎合法国工人的成见。”红色职工国际赞成齐氏的提议，满足圣级奈大会多数的要求，于是蒙慕苏遂宣告法国劳动总同盟加入红色职工国际。其中最可怪者，就是两国际从属的关系，却由第三国际方面退让，很可能证明职工国际是共产国际的附属品。

中国问题并没有在大会上正式讨论，会议后拉台克写了篇关于中国运动的意见。独秀托秋白翻译出来后，仔仔细细地读了几遍。他在青年团会上说道：“关于中国问题的态度，拉台克曾写了篇文字，但他对于东方情形，恐怕也不很明了，他所说的方略也非常含糊。我仔细读了几篇，才隐约找出东西来。就是’推翻外国的帝国主义，打到本国的军阀’。与’在此无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的中国，无产阶级应促成资产阶级的革命。’这是一般人不但不反对拉台克的主张，并以为这种论调合理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。”

后来少年国际也承认第三国际的议案，请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全体加入国民党。仁静特别召集我们开了个会，要求我们发表意见。当时除一部分完全资产阶级化外，其余都非常怀疑。共产党是否将同化于国民党？有人说，与国民党合作可以吸收他们的优秀分子！但有人说，与国民党妥协自然也要为民主主义努力，他们讨论了半天，并没有得到什么结论。不过少年国际的决议案是执行的了。

与国民党合作中的难题，就是孙张段的三角联盟了。第三国际向以俄罗斯的利益而抨击张作霖。当时大家主张指导孙文，使他不与反动的张鬍合作。但实际上能否办到，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后来听说又要考虑这个问题，但不知怎样没有举行。

共产党与国民党为甚能联合，两党性质究有无冲突？我们可以看陈独秀在莫斯科陆克斯大旅馆里的演说词：

……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，非有一百万的大党来统治不行。有一次孙文很傲慢地告诉我说，民党有三十万党员……其实这三十万分配到全中国去真不够支配啦！

所以两党的不同仅在名目，至于性质，则毫无冲突。现在中国正有许多政客，利用这种好听的名词，干他们的新运动！

归途

去年一日初，愈之给一飞一信，希望他调查莫斯科的世界语运动，我因此又认识了许多世界语朋友，提高了我对于世界语的兴趣。不久我就一人研究世界语，时与他们往返，后来我在大学里运动，添世界语班，俱乐部长问我，究有多少人学世界语，我说已有二十余人。其余的同学一定很多愿意学的。他似很顾忌，最后说明天听讯。次日他答复我道，教务长云尚须斟酌，第三天次俱乐部长告诉我道，你们要学世界语也罢，可是不能宣传啊！我当时故意问道，为什么不能宣传呢。难道在揭示处贴一张条子，也将被禁止吗？他简直答不出来，就说明天再说吧。过几天竟完全拒绝了，他说教务长因校中功课很忙，不能再添世界语班了。你们愿意学，可另找地点上课，校中的教室是不能借用的。

我每天一小时学习世界语，于每星期一拜访世界语朋友，便惹起了团体的干涉，述之来忠告我道：“你是党员，对于团员是处于指导者的地位……并且你曾犯无政府嫌疑，更不应该学习世界语，与托尔斯泰派来往。”我当时听了这种无理的训词，实在忍无可忍，愤愤地说道：“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劝告，也不能停止研究世界语，更不愿拒绝托尔斯泰派的朋友。”后来他在大会上说我，近来对于团务太不热心，我又把他痛骂了一顿，并说除非有盲目的人，才说世界语是无政府党的工具，当即举出许多例，证明各派社会主义者与非社会主义者，都赞助世界语的宣传。但因此便得罪了述之，他是野心而阴险的人，一定将设法陷害我。当时我非常后悔，但感情上的冲突，使我不能再向他们乞怜。

同事法国方有人两信说，东大的中国同学是否都是同志，为甚抱朴常与《工余》通信，毁谤劳农政府，罗觉就来问我，我绝对否认有这样的事。其实我早知邮局的检查，所以也不敢将真相告诉国外。不过《工余》的李卓要求我写些俄国情形，我将第十次苏维埃大会的报告录摘要寄给他，经巴黎与莫斯科双方的追问，他将我的信在《工余》上披露了。国焘与罗觉也不能否认事实我没解说俄国腐败的原因，最后他们忠告我道：“你不能把苏俄的真消息报告给敌党啊！”并且要求我于法国学生到莫斯科时，表白我与工余社的关系，可是我因精神上的痛苦，拒绝了他们的请求。

莫斯科污浊的空气，损坏我心灵上的健康，孤独寂寞的我，实在不能在那里久住了。加以各地同志的催促我发表俄事的信，又鼓动了我的垂死的精神，最后我决计仍与俄国党人来往，秘密赴无政府党的会议。

三月后我们到彼得格勒去参观，不幸第二天就病了。旅舍中的国家医生，太不注意病人，他说要送我上专科病院去，但又任我很冷地睡在走廊里。病院的人都嫉视我，他们说：“我们还没面包吃，那里有东西来供给外国人！”虽然这是愚蠢的心理，颇可代表他们对于华侨的恶感，布尔什维克供养国际的红胡，实在也违反人民的利益。

自彼得格勒归莫斯科后，我即要求罗觉送我归国。他说现在第三国际没钱奈何，我说送到海参崴也好。但几天后，我就知道学校中扣留我的消息。小苏维埃的议决上说：“抱朴原为无政府主义者，现在尚未将旧信仰完全消除，仍留校读书。”我当即送了封请愿书：

◎请愿书

我来东方劳动共产大学读书已有二年了，对于共产主义也有相当的了解，拟归国从事实际的活动。且我来俄后，身体日坏，决不能在莫斯科久住。至于你们说我未完全消除旧信仰云云，我暂不为无益之争辩，将来我归国后，实际活动时，你们自能知道我是什么东西。万一你们不能允许我的要求，恐双方都无善果！

抱朴

请愿书送去后，校长秘书即允送我回国。过了一星期后，证书与车票都取到了。证书是给达尔盘鲁，车票也仅至赤塔。我又责问秘书，为甚只送我至赤塔。他说到那里时，他们自能转送。我的俄友都为我寒心，但我的决心早已打破了我的恐怖。当时发给我的川资太少，交涉数次增加了五千万卢布，虽然还是不够，我也毅然起身了。

同行者还有华工三人，他们因为不服从青年团的训令，所以被学校里驱逐出来了。还有六、七个不驯韩人，因觉校中无书可读，所以也愿到赤塔、海参崴，或者归国去过放浪生活。

车站上非常拥挤，我们到第五天才换到车票。当晚我们即去埃加吉林勒尔格，火车的速率还是很慢，所以我们过了两天才到。到埃加吉林勃尔格站时，同行的两个俄友即被捕，但过十五分钟即行释放。据云国防政治处侦查彼得格勒来的旅客。一般人因没钱住旅店，都在车站上过夜。

在埃加吉林城中我们发现了可惊的事实，那里的农产反较莫斯科为贵，俄友比结尔姆告诉我说，这完全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策，它极力低廉莫斯科的物价，使外人知道俄国经济状况的恢复。

自埃加吉林站上车时，国防政治处来查问我们四人，我当时非常愤激，跟他上国防处去，检查问站长道，这事是否在我们的管辖之下的，处长点头道是。我大声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检查反道，没有什么事，请上车吧。后来我方知道，这是他们敲竹杠的手段。

到伊尔库次克后，站长拒绝发给免票，我们又在站上住了两夜，走遍各地机关才算弄到车票。我乘暇时到世界语学会去了一次，他是莫斯科的分会，仅有会员四十人，其余的（一百余人）因反对布党，所以不愿加入。据云地方政府前曾妨碍世界语运动，现因苏维埃世界语学会的组织而稍变其态度。

近上乌金斯克时，有卡吏来查，海楼（红胡）将携金藏置皮鞋中，因恐关吏没收。该处是苏维埃与远东的交接地，所以来往的旅客都须受卡吏检查。到上乌金斯克时，苏俄纸币已不通用，站长要我们用金钱购票，我们又到教育支部去。部长说，前日才接到共产大学生免票的公文。

站上旅客甚多，他们都想往海兰泡与巴力等处谋生，有的想从那边偷过国境，渡到哈尔滨的乐园去。当时我们的钱已用尽。幸海楼借给我们三元，所以才安然到赤塔去。

到赤塔后，达尔盘鲁曾拒绝招待我们，并听说莫斯科有信给作民等，叫他们勿招待我们，幸华工会会长徐纪常反对，我们才免了这样的危险。他在第二天职员会议时，当场披露莫斯科来的公函，并痛言莫斯科逐回赤塔派遣的工人。我们四人的饮食，完全由他一人供给。

达尔盘鲁民族部长替我们拍电给第三国际，谓自莫斯科来赤之东大学生，现已陷于饥馑状态，请速设法救援，莫斯科复电道，东大学生非第三国际所派，此事应询该校校长勃罗衣特。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，都非常恐慌。有人告诉我们道，你们怕难归国了，后来我们设法在教育部取了一张免票，各在同乡处募了五、六元，又起程下行。

沿途断桥烂轨，真使行客寒心。车至观音刚时，妇孺俱默祷上帝，希望前途的顺利，据说该地因火车出轨，死伤了二百余人。一星期前的火车也在途中颠覆了。

巴力的铁桥已炸断了，红党无力修理。旅客由此渡江后，在搭车往海参崴而去。

火车的行驶非常迟缓，还速率尤慢，每小时仅行十俄里。所以我们自莫斯科下来，因为沿途的耽搁，竟浪费了一个多月的光阴。

海参崴站上的苦力很多，警士驱逐他们简直如窃贼一般。这时大家脑筋中并没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。国防处的警士曾告诉我道，“革命后，警厅并没变更。不过尼古拉的命令换成列宁的字样，所以我们还是很适于办公的。”

到海参崴后，我又陷入于窘境，幸职工会友人令亮极力维持我的生活，才略为减少些烦恼。同行的许多朋友想在崴地谋事，但党部也没法安插，少年会要介绍他们去做工，他们都非常发气：“共产大学的学生，还要做工吗？”不过后来有的迫于生活，所以不得不去充国家商店的门警。

崴地的失业人较他处尤多，国家也没法安插他们，盗窃的案件非常多，颇有因生活困难而自杀者。少年会秘书与我在私人的谈话中说：“有许多人将入会与谋生混为一谈，他们并不是信仰共产主义，不过想谋较好的位置”白恩斯旦因说，此间的党员与中央不同，大多数人只注意于物质生活的利益。

工人与左党并没有出版自由，而守旧派的报章《祖国之声》倒还继续出版。其他的团体，常受政府方面限制，即文化社会也不能自由发展。

物质上的艰难与精神上的痛苦，使我立刻又处于病乡了。我病后第二天就写信给少年会秘书，请求他送我去病院，因病院费的昂贵与会中的没钱，数天后，他又要求党部送我到调养室去。二、三日后我到洋站的列宁调养室养病了。

海参崴仅有调养室一所，是供给党员休养之用，至于少年会的特殊人物也得分享这种权利。我在里面住了半月，得与崴地要人接近，略悉他们的心理，这是我非常欣幸的。

这般国际主义的布派，都带着浓厚的民族色彩。他们说，中东路是俄国的应得物，与俄罗斯的发展与极大关系，并有许多人因为自己的利益，反说哈尔滨华人仇视俄人。烦山洛夫斯基说：“中俄问题恐将用武力解决，你能加入红军吗？”我即婉辞道：“我非军事人才，且不晓北方话，疑难从命！”

我未离开调养室时，加里宁到海参崴来了，他的演说词中，口口声声说谓中东铁路为苏俄财物，万无抛弃的理由，将来即用武力解决，亦所不惜。自他去后，崴地党部即注意中国问题，我回海参崴时，党部秘书茶林向我说：“你不用回去了，这儿正需三、四人办事呢！”我仍答道：“我是南方人，不晓得北方话，实难在此办事！并且我的汇款已到，车票都买了。”他说既然如此，你回国一趟，并约三四人同来。

九月间，少年国际纪念日的庆祝会中，各要人均提到中国问题，似乎中俄交涉已趋于险恶的形势。

临走的前一天，我在伊尔处看见他正读《民族问题》一书，上书“绝对秘密”四字，我心里很是难过，第二天搭轮返沪，满脑民族问题，正不知如何解决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