澳門疫情的公共話術

對澳門人而言，過往一個月可謂相當「大開大合」：在歷經近三年與外界「隔絕」，對內又經歷過「半封城」等嚴謹的防疫政策後，澳門政府突然跟隨中國大陸最新的防疫方針，大幅度放寬各類防疫措施。

雖然「鬆綁」似乎意味澳門即將與世界各地一樣，踏入「正常生活」的後疫情時期，但始料不及的是，鬆綁的速度彷彿「趕進度」一般，要在一夜間與世界各地看齊。

在不足一個月內，澳門政府推算已有超過一半人口感染新冠病毒。即使政府準備了應對大規模人口感染預案，但觀乎疫情爆發的經驗及社會反應，預案似乎未能令澳門相對平穩地渡過爆發高峰。前所不及的感染速度，令澳門居民需同時經歷病情、社會停擺、以及醫療服務的混亂狀況。

▲ 2022年相對靜止期間氹仔官也街

眾所週知的是，由「清零」到「共存」的急轉彎當然並非特區政府的決策，而是與三年來的模式，亦即跟隨中國大陸防疫政策的調整有關。在此種「緊貼」的模式下，澳門一方面缺乏根據本地情況，調整防疫政策的自主性，另一方面亦需連帶地面對其「一體適用」的不確定性。

外部決定的防疫模式與具體政策，固然影響了疫情的走向，但這些措施及制度如何被認知，並造成社會的回應方式，在相當程度上則攸關於它們如何被論述。

在過往三年間一個並不罕見的現象，便是特區政府雖然有一套關於疫情的說法，而市民則選擇「用腳投票」，以各自方法應對疫情。此種現象的出現，至少反映了認知、信念及行動的不一致（政府的資訊是一回事，但具體的想法及行動則是另外一回事）。

那麼，到底怎樣的公共解說才稱得上有效？何種溝通方式，除了能讓公眾充份知悉政府政策外，亦願意在行動上作出相應的配合？

▲ 2022年12月，賣草地街一名小販

來自美國的公共衛生學者，便從公共衛生及傳播學的角度切入，討論就傳訊而言，「妥當」的防疫信息應當包含甚麼內容，而這些內容又應以何種方式被論述。雖然疫情在此刻已儼如過去式，但或許正是於疫情驟然結束的當下，能讓我們反思過去三年的防疫論述。

以最簡略的方式而言，公共衛生信息的傳播，其目的固然是透過特定資訊的發佈，促使大眾在認知、態度及信念的轉變，最終促成其在行為上，配合信息所宣導的方向，以達成某種有關公共衛生的目標。

一個最直觀的例子，便是配戴口罩：通過指出口罩能減低感染風險，此種宣導嘗試以有關口罩功能的資訊、以及對個人衛生的重要性，令大眾作出相應的配合。

此種傳播模式雖然看似一目了然，但是就信息的具體「內容」而言，究竟應該包含甚麼，才能達致上述的目標呢？

▲ 只有信息內容能與受眾的經驗扯上關係，信息才會成為（對某群人而言）有效的信息

在內容設計上，信息可通過連繫到兩種特定的個人信念，促使其行為上的改變：一是關於某種行動結果的信念（如接種疫苗能減低死亡風險／令社會形成集體免疫）；二是改變個人或集體有能力通過某種行為，從而達成某種結果的信念（如透過接種疫苗，可使社會早日回復「正常」）。

而不論有關「結果」或是「效能感」的信念改變，「說甚麼」事實上亦有一個基本預設，那便是說的內容對受眾而言，是「相關」並且「重要」的。換言之，只有信息內容能與受眾的經驗扯上關係，信息才會成為（對某群人而言）有效的信息。

我們可以設想一個情況：如果把「清零」策略的必要性向澳門以外的人說明的話，相信大部份人皆無法理解（因為「他們」並無經歷過此種防疫模式）。

如果回到澳門的具體情況，到底在防疫政策由「清零」過渡到「共存」的過程中，政府可以通過何種政策內容的傳播，使社會情緒能在過渡時期維持穩定呢？在平行時空中，政府在修辭上或可指出，在澳門超過九成的疫苗接種率下，即使感染亦不會出現嚴重症狀，因此市民無須過份恐慌受到感染。

而在去年十二月初放寬防疫措施的記者會上，特區政府的修辭恰好以相反的方式，表達同樣的理路。雖然政府在當時曾指出，澳門的接種率已超過九成，因而具備放寬條件，但其並未有把接種率與感染症狀間的關係進行明確的解說，反而強調放寬所造成的「後果」（感染人群將達到五成至八成）。

▲ 來自澳門日報的新聞圖，已經不知道是誰在倒誰的米…

此數字現在可能對大部份已感染的「我們」而言相當無感，但如果回到一個月前感染率仍相當有限的情況下，突然單獨指出大部份人將感染病毒，似乎反而造成了一定的緊張情緒。

除了傳播甚麼樣的信息外，疫情中的公共傳訊還包括了「如何」表達某個信息，使其更易被理解，或是以特定的方式被認知及記憶。

表達的方式包含了不同的取徑，例如透過「敘事」的方式（例如打疫苗後便可以和「Soon仔」飲茶），便比起生硬的資訊更容易被接收，並減低對說辭的抗拒。而視覺化的資訊（如有關疫情數據的圖像或表格等），亦能增加受眾的注意力，使得資訊更易被理解和接受。

另一種或許更加奏效，但亦更易引起反效果的，便是訴諸「情緒」的修辭。透過喚起如公眾的恐懼、罪惡感、或是同理心等，情緒或能使得受眾有更深刻的感受，因此更願意作出特定反應，但這些帶有情緒的修辭，亦可意外地引起受眾的其餘情緒，減低其可信性及說服力。

一個對澳門讀者而言或相當有感的例子，或許是政府在「動態清零」防疫策略期間的情緒修辭。在去年初，特首曾就「清零」策略的持續給出說法，即澳門如不維持清零方針，便會如香港一般，出現感染個案的持續高企。

在先不以今天的經驗審視當時的說法下，政府當時的修辭透過訴諸「不清零」政策所將造成的潛在後果（疫情大爆發），以正當化維持此種防疫策略的必要性。此種進路，正正是以「恐懼」（如不清零，恐怕將令澳門出現相當嚴峻、「大家」都不願意見到的情況）來闡釋防疫策略，使公眾繼續配合防疫措施。

但不論是如何亮麗的說話內容及技巧，兩者皆有一個基本的前提，那便是修辭本身亦需要藉由具體的制度及措施配合，才能夠顯得上是具備說服力。顯而易見的是，如果修辭與實作間出現明顯落差的話，反會增加公眾對於防疫政策的質疑及不信任。

上月底澳門疫情高峰之際，由於感染人數快速上升，公立醫院急診部曾出現大量病人湧入，而嚴重超負荷的情況，前線醫護人員甚至在公開信中表達箇中「慘況」。當時政府的回應，則指出醫療體系尚未「爆煲」，疫情仍然得到適當控制。

▲ 官員出席應變協調中心記者會

雖然我們無法得知當時的具體情境，但從此事上，我們或許正能觀察到，當實際經驗與官方說法的差距過於明顯時，會如何影響公眾對於防疫體系的觀感。